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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周关注:中国大学迎来“00后” 恰同学少年

来源:盐城今周刊发布时间:2017-09-22 查看数:0

网络上对“90后中年人”的调侃犹在耳边。如今,“00后”已经迎来了大学时代。如果你对“00后”的印象还停留在“小学生”、“二次元”、“熊孩子”上,恐怕得重新审视这批已然长大的新一代了。因为这些新力量正在崛起,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”。

我们平常读到的,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的励志故事,很少有人想到,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,还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。

1977年的回忆

197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,最重要的莫过于12月,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。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,年长者如“老三届”的,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;最年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,如今也已奔六。我也是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了人生轨迹。

那一年7月,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。8月初,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,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,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支持。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终达成共识,改变“文革”时期“推荐上大学”的招生方法,恢复高考。

大约是1977年初的一个晚上,父亲去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家。回来后有些兴奋地说,估计高考不久就会恢复了。小道消息开始在民间流传,从春天起,各种中学课本,尤其是“文革”前的中学教科书突然紧俏起来。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,后是想要找两册原来没有的,却哪儿都借不到了。

和出生在1980年代末的年轻朋友聊天,她痛说的悲惨经历,就是怎样从小学一年级参加各种考试,一直考到博士毕业。我告诉她,曾经有4年大学完全停办、10年全国没有高考;中小学虽然从1967年10月的“复课闹革命”恢复运行,也基本不读书,考试就算有,不过是聊胜于无。她说:“你们那时候多幸运啊!”我说:“你父母恐怕没有觉得那时候幸运吧?”

我告诉她,“文革”里的教科书一本比一本薄,不仅内容少,而且几乎没有习题。由于“文革”,我从小学一年级到1977年,8年多一直辍学在家。她瞪大了眼睛:“叔叔,您太幸福了!”

那时我幸福吗?我还保存着一部分少年时的日记,如今看来,写得有些强词说愁、莫知所云,倒也折射出当时内心的纠结与困惑。我感觉前途渺茫:我自觉已经长大,却不知道能做什么、要做什么。想要逃避像兄长那样去农村的命运,似乎只有唱歌考文工团。恢复高考的希望在遥远的天边升起时,许多人一夜之间忽然都成了高玉宝,“我要上学”的念头是如此强烈。这一年我重返学校,成为一名初三学生。1980年,我考上大学。

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,即后来的社科院,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密集之处。学部子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孩子,打架大都不灵,倒是还有不少爱读书的。他们由于出身问题,多数境遇不佳,很多还在农村插队未归,能够在大型国企里当工人就算是不错的了。

在1977年夏天,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复习数理化。不过没有谁心里有底,所以大多数都是不声不响,各自备战。“文革”虽已经结束,但真正的改革开放还在孕育过程中。那一年元旦社论的题目是《学好文件抓好纲》,这个纲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。私下里,人们对于高考恢复的期待值与日俱增,上大学被普遍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

从15岁到31岁,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,他们中间的多数,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。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了许多人心中的火把,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。据目前官方数字,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,27万人被录取。从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数看,百里挑一都不止,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看,录取率也只有4.8%。

我至今记得高考发榜后,学部大院几家欢乐几家愁:八号楼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、吕叔湘先生的外孙考上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、家兄也从插队所在地考上清华。家兄一高中同学,平素沉稳内敛,那年悄没声地考上北大,来我家报喜时两眼放光、双腮涨红,声音都变了。

后来,我在阿拉巴马出差,小城里一住就是10天。住久了,不免想吃一顿中餐。美国南方是华人少的地方,中餐馆也少,网上搜索了半天,才发现一家中餐馆。这一次碰上老板,他看了我一眼,用很正宗的京腔说:“我瞅您是大陆的吧?”一定要请我喝一杯。

这位阎老板告诉我,他祖上几代都是在户部做事的,到了爷爷这辈,大清改了民国。就改当银行职员,然后传给他父亲。到了1966年,家道中落到只剩下两间北屋了。那年他上高三,就盼着能考上大学,然而大学不招生了。和许多人一样,他去农村劳动了几年,然后费了很多力气回到北京,进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,结了婚有了孩子。也和许多人一样,他在下了班、做完家务后,熬夜复习准备高考,可是就在高考前夕,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。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参加高考的那一瞬间,他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阎老板的故事其实是多年来常读到的故事之一,那天晚上回到酒店还是让我感叹不已。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难忘,在寒冷冬日里,我印象最深的,是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朋友落榜后失声痛哭的情景。也许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成功者的记载吧,我们平常读到的,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的励志故事,很少有人想到,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,还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。

前年回国,在朋友家小住,他家的保姆已经是祖母了,勤快能干、做一手好菜。朋友告诉我,她当年高考离录取线只差了3分,一生的命运也就因此转变。

恢复高考在当时的社会对人们心理的冲击,恐怕如今的人们已很难想象与理解。从事件本身看,考试古已有之,而且行之有效,虽然有其无情的一面、不完美的一面,却一直是相对最不坏的取士之道。

恢复高考,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,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、从禁锢走向开放、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。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,而且改变或者说恢复了固有的社会价值观,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。(摘自《经济观察报》李大兴/文)

责任编辑:胥海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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